81. 由于中苏关系的特殊原因，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的天才实际上并没有被我们真正了解。以前在80年代，我也看过他的一些书，不过，全都是关于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比如，《没有地址的信》、《论艺术》之类。除了知道他是在俄国最早引进马克思主义的人之外，我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

    最近读了他写于1918年的《政治遗嘱》，才使我认识到他的另一面。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马哲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而且还是一位天才的政治批评家和社会预言家。关于后者，他的《政治遗嘱》即是证明。我相信，凡读过它的人，都会被《遗嘱》中深刻的论断与精准的预言完全折服，尤其是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本质和苏政解体的论述。

    在《遗嘱》中，闪光的亮点很多，比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性质、对列宁的评价等。尤其是关于苏共所面临的四大危机的分析，显得特别精彩。在《遗嘱》中，他提到了他与列宁初次见面的情景。那次见面的一段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遗嘱》中写道：“我想起了我同列宁最初会见中的一次，我想那是1895年夏天在兰多尔特咖啡馆里的一次会见。我们谈起了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我开玩笑地说，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说：‘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于是我们(在场的有保·拉法格、茹·盖得，好像还有沙·龙格 )只是对乌里扬诺夫先生的极端言论付之一笑 。但是未来卻表明 ，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

    接着，他写道，“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约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但我不愿他落到罗伯斯比尔的下场。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活到他完全明白自己策略的错误并为所做过的一切感到战栗的时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