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激与敬畏

——关于《疾病的哲学》的一段补充

    感激与敬畏，在此指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对病人的感激与对疾病的敬畏。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感激与敬畏呢？正像我曾经对一位朋友所说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已经发病的时代，有压抑而没有抒发，有扭曲而没有校正，有病灶而没有消除的时代，病人不仅仅是受难者、遇害者，同时也是道义者与彰善者，疾病不仅仅是痛苦与灾难，而且同时也是一种抗议与表达。

    我始终认为，当一个社会的病症得不到社会的政治、文化、官方权威话语、主流意识形态、媒体从业精英的正视与关照时，不但得不到正视与关照，反而还有意去进行掩饰与遮盖时，这时的病人就成了揭示者，疾病就成了表达者（如果把病人换成受难者，把疾病换成灾难，其意义与作用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倘若一个社会实行的是文化删除、话语压抑，有一种无形但却实存的力量不让人的嘴说，心说，大脑说，那后果必然就是让身体本身来呈现，让疾病本身来表达。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源于精神之因、不得已被转换成一种生理之果的言说方式与叙述策略。

    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我们暂且不提它的犯罪率，但发病率确实颇高的时代，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不是他去，就是你去，不是他上，就是你上，不是他中，就是你中，不是他病，就是你病，不是他受难，就是你遭罪。反正总得有人站出来代表这个时代来言说，来发言，哪怕是以一种身体之痛苦、生理之病变的方式来言说，来发言。所以，这个时代的病人是代我们言说者，替我们反抗者，是必须要以某种方式去寻求表达的表达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代人受罪，替人补过，帮人声张的彰善者、勇为者、担当者。对这个时代的病人，我们只能心存同情之心与感激之情，因为正是他们为我们举起了“药包”，堵住了“枪眼”，为我们和全体的利益做出了牺牲。

    我一位朋友的母亲，患肝癌已于前年去世。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怀着极度的困惑与不解问我：“为什么这样的病会找上我？扪心自问，我一辈子与人为善，从未做过一件亏心事，为什么上苍要这样惩罚我？让我得上如此严重的病？”

    我对她说：“我对疾病的看法与常人不同，病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肯定是一种悲剧，一种灾难，但就更大的一种整体或族类的福祉——尤其是整体与族类未来的福祉——而言，它肯定是一种‘聪明’的策略与不得已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时代的病人完全可以被划入‘革命先烈’、‘民族英雄’、‘舍身张义者’的行列。等于是和平年代的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

    听毕，她睁大了眼睛，一脸的狐疑。想必，我这番话把她给弄糊涂了。脸上一副惊讶的表情，她说：“这倒是第一次听说，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呢？”下面是我的回答。

    “因为非常清楚，当一个社会处于实际的病态，而人们又不敢去正视，不但不敢去正视，反而还要竭力去回避与掩盖时，一种反逆反的倾向，或者说一种暗地里的叫劲与竞争就出现了。仿佛生病的一方针对无视生病的一方要表示点什么。你要这样，我就偏不这样，你不说或不让说，我就用另外的方式来说；你不表达或不让表达，我就换种方式来表达。比如说，我们的时代中毒太深，患病太重，当然，起初这种毒、这种病并不是以一种可目睹、可诊断的身体病症的形式来呈现的，它的绝大部分是以精神形态的病变来存在。比如，世界观的过分狭窄乃至颠倒，善恶是非的标准极度模糊，人生五向的三向，甚至四向的缺失，感觉迟钝，情感木讷，虚无主义阴霾的笼罩，相对主义漩涡的困扰，物欲主义的甚嚣尘上，生活彻底的无意义感，极度的自卑，无聊、灰暗的日常感觉，由假大空的道德说教反弹、促成的极度自私，以及其他一切可以被归入精神分裂、妄想症、强迫症、忧郁症、自闭症、恐惧症、痴呆症等范畴的精神状态。”

    我相信，在所有的生理病变之前，肯定有一种漫长的心理病变来作为酝酿与铺垫。实际上，任何病都不是突头突脑，莫名其妙，瞬间呈现的。相反，既然是病，并且有明显的病症出现，那肯定就有依据充分、底气十足、有板有眼的理由。生理性病变的出现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性病变的危险提示与临界标刻，是一种对被遮蔽与隐藏的、更严重病态的暴露与揭发。可以设想，一方是严重的社会性病状（精神的、思想的、观念的、文化的、情感的），另一方（统治阶层、权势集团、学术庙堂、主流话语）不但没有对这种病状开黄灯，亮红灯，反而在一味地歌舞升平，粉饰太平，放大利好的错觉，制造盛世的幻影，那不得病的情况也许会更糟。因为一切大脑的计谋、语言的糊弄最终都必得要通过某种生理的句式、身体的语言表现出来，让身体的构图成为一种内在精神的最逼真的镜像。

    我认为，病的发生有双重的含义或者说意图：一是报应性质的，直接呈现社会之整体欺骗、做作、造假、附魔、鬼魅、压抑、变态、背反、歧义的恶果；二是反抗性质的，当然是一种被逼到绝路、没有办法之办法的被动反抗，是一种对存在整体出轨、生活整体脱序的哭诉、控告与警示。作为报应性质的病是消极的，因为它明显是一种恶之果；而作为反抗性质的病却是积极的，因为它有可能是一种善之因。

    之所以说病的含义是双重的，是因为一方面它本身就代表着痛苦与不幸，代表着恶，另一方面，这痛苦与不幸的病却同时又包含着一种非病、反病，甚至试图去治愈某种更大之病的目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病都是有意图与目的的。那么，这意图与目的又何在呢？在我看来，生病只有从表面上观之才可被认同是某种类似中断、停止、毁灭、灾难之类的东西，但它的潜台词却隐含着许多可被人们充分利用的缓冲空间、调整余地、变动契机与更生可能。表面上看，它肯定是一种标准的沦陷与沉没，但往深里看，它何尝又不是一种另类意义上的治愈与拯救呢？

    人类的疾病，如果仅就病的出现、病的结果来看，它无疑是不幸的灾难，但当我们从病的历史、病之前生命存在的那种状态来全盘考察，病可能就是为非病、反病、甚至是治病而出现的。只不过出现此病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反抗、治愈另一种更大、更危险、更严重、更隐蔽的病，一种被我们的意识所不知、所不觉，但我们的身体却非常清楚其极端危害性的病。说生病是一种策略，意思是说，尽管生病出的是一个狠招，但这一狠招却意味着机会、转折、变化与余地，是一种调整心思的契机，一个新的希望与救赎的起点。实际上，病的发生不完全意味着终止与结束，删除与毁灭，它还意味着新生，意味着一种全然更新的新的开始。

    作为生病的个体，我们可以这样来猜想，如果此病不出，那彼病也许就会突破平时竭力支撑的某种僵局，直接导致一个彻底崩盘的结果。病是生理性的，但病理确是非生理性的。尽管病发生在身体的层面，但生病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治身体，而是治人，治生活，治精神，治人之生活的整体脱序与偏离。无疑，生理之病具有一种警醒与启示的意义，是一种强烈要求我们反思、反省、追溯、梳理、考核的呼吁，一种恳请。反思什么？反省什么？应该去追溯与梳理的又是什么？反思我们生病前的生活，反省我们生病前的思想，追溯我们生病前的历史，梳理我们生病前的意识。去考核我们病之前的生活、思想、意识、历史，乃至社会的整体状况是否偏了轨？背了道？脱了常？离了正？生病也许是一种舍卒保车的策略，如果不病，继续让生病前的那种状况存在，也许更糟。从某种意义上说，病的发生，它何尝又不是给我们的一次机会，一次觉醒，一次重调的可能？表面上是身体病了，生理病了，但其实质却可能是表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绪状态、精神系统出了问题，我们对世界、对他人、对自己的关系出了问题。此病出，是为了治另一种病，治一种可能对我们的整个生活、整个存在威胁性、危害性更大、更严重的病。如果在这种视域下去考察，我们就不应该简单地把生理之病看做是单纯的不幸与灾难，而同时也应看做是一种契机，一种转折，一种开端。

    作为生病的社会，尤其是当这个社会仍然以一种反政治学（其实也是一种反生理学）的方式来主宰生境，调配一切，解决各种矛盾与冲突的时候，生理之病就不仅仅是一种存在颠倒的必然之果，它同时也是对这个社会提出警示、表达呼吁，报以反抗的一种形式。正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当一个社会走向全面的反义，语言完全脱离现实，进入一种自缠绕与自相涉的疯狂状态时，当一个社会的道德说教完全背离人们日常的行为举止时，当一个社会只能通过谎言的制造来填补它生活的漏洞，弥合它存在的破绽时，也就是说，当一切人为的所谓政治、文化、教育、艺术的努力都对存在的改变无济于事时，那么，也许就只剩下一条路来充当警示、呼吁、不满、反抗的表达。这就是社会中更多个体的生理病的爆发，更多怪病、莫名其妙之病的登场。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压抑、扭曲了所有本该去表达的语言时，身体就要开始说话了，被压抑的精神就要用一种生理性的病变来发言。哪怕是通过一种自毁式的、破坏式的方式来发言。

    实际上，两种趋势都非常明显。一方面是社会性的压抑、精神性的剥夺不断升级，另一方面是各种怪病迅速爆发，发病年龄更加提前。于是，作为生病的社会，其生理病的激增只不过揭示与暴露了其精神病、文化病、社会制度病的危机。病的普遍发生与升级意在提醒世人，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性的存在，其道德与人伦的病变已达一种临界与极限的状态。被压抑的社会想通过具体的病例来证明这种压抑，反抗这种压抑。

    有时我在想，要是我们的统计学是精准的，统计的结果能够公布于世，那我们这个时代的患者人数、疾病种类和病患程度就足实是惊人的。事实上，由于社会制度与国民心态的原因，这种得病的人数、种类、程度仍是处于一种被隐蔽、被分散、被缩水、被忽略的状态。就好像我们这个社会具有一种“海纳效应”，特别能容不好与不利的事物。不知是不是由于防范与粉饰工作做得特别到位，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别的原因，反正，在我们这儿，任你实际的情况有多么糟糕，有多么危险，它都会表面上看去仿佛是安然无事似的。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仿佛它都能蒙头蒙脑闯过一个个穷于去应付的马马虎虎的关口。

    我认为，当一个社会的精神状况、意识形态、文化伦理病得来山穷水尽、无以复加之时，当一切政治、制度、法律的手段无法摆脱一种实质性的难局与困局之时，那启动生理性的大突变，表达疾病性的大反弹，就成了一种必然。这时的病人与病患就不仅仅具有一种疾病学的意义，而且更具有一种社会学、哲学与文化学的意义。似乎社会只有通过社会中具体的人得具体之病的这一具体的病案，才能昭示整个社会已病或将病的事实。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时代的每一位病人，每一种疾病，是为我们而选中的，是为我们而出现的，是为我们而得病，而受难的。由于社会的大势，一种发病的概率实际上早已前定。剩下来的，只不过是你病还是我病，是张三病还是李四病的问题。所以，对那些生病的人与出现的疾病，我们只能心存感激与敬畏，因为他们是代人受过，替人背黑，顶人负罪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昭示者与揭发者，警世者与牺牲者，勇者与义者。因为正是通过疾病，通过病人，我们才更好地认识了这个时代，认识了我们自己，从而才有可能认识属于我们所有人的那种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