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是不会病的，病的永远是人；实际

                               上人也是不会病的，病的永远是心，所以，

                                许多病都可以被认为是哲学病。

                                                                               ——老斯

                                      疾病实际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

                                  不知道它的来路，从而也就无法弄清它

                                 的去向。

                                                                                ——陆蜉

        哲学是人类用最好的智、最高的慧来理解、认识、阐释事物的一门学问。哲学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是关于我们如何生存的思想。它不仅是关于如何思索的学问，更是关于如何生活的学问。尽管哲学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它的希腊文原义是“对于智慧的爱”），中国古代没有这一术语，与之接近的说法可能是“理”和“道”，但作为一种对一门学问的称呼，哲学这一概念在今天还是被全世界普遍接受了。尽管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哲学，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对哲学的基本定义却是一样的，即哲学是关于思考和生活的学说。它是用来回答关于生存、价值、真理、上帝的。当然，也是用来回答生活的。我认为，疾病是人生存的一种常态，或者说是人生活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形，既然哲学是关于生存的看法与学问，那么，哲学就肯定与疾病有关。在我看来，疾病就本原来讲，并非如人们想当然的那么“生化”，那么“生理”，那么“医学”，那么“科学”。我认为，作为传统医学范畴的疾病仅仅是人之更深沉问题的一种生理表现，是一种肉体层面的生化表达。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它更深层次的意识学、观念学、心理学、精神学、道德学、伦理学、哲学方面的根源。即，总是与某种存在之更为本质的形而上学背景有牵连。如果说绝大多数病都可以归结为意识病、观念病、心理病、精神病、道德病、伦理病的话，那我们同样有理由——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把许多病都概括为哲学病。既然病与哲学有关系，那我们关于疾病之哲学的说法就可能是成立的。

        尽管有关生命健康、疾病、变态的判断与标准不好言说，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判断与标准是主观的，更不意味着它们是虚无的。这里面自然要涉及到一个参照系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给某种东西以一种相对准确的定位和评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找到一种由低到高，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的比较完整的参照系列。如果没有这一套可靠的参照系列，那的确我们的判断就会陷入一种不明不白、不伦不类、不清不楚的混乱境地，这当然也包括我们对疾病、病态、变异的基本判断。

        我认为，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人们对事物的解释，正是对事物的解释才使我们了解了事物的意义。当然，对事物进行解释的前提是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没有认识和理解，就没有解释，所以对人来说，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才是最重要的。关于疾病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对疾病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也就谈不上对疾病有正确的解释。没有对疾病正确的解释，就无从把握疾病对健康与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和理解是错误的，甚至是颠倒的，那导致的结果就只能是：（1）人更容易生病，因为我们不知道生病的机制与原因，无从有效防范；（2）即使人病了也难以得到康复，因为我们的求医之道和治愈之法也许从根本上说就是答非所问，问不对题的；是事倍功半，不着边际的。

        为了能对疾病作出解释，就需要有一个参照依据，而且这个参照依据还不能同所要解释的对象处于同一个层面。即，我们不能就病谈病，就痛说痛，就生理言生理，就症状论症状。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疾病时，我们必须要谈论疾病的神学和哲学，疾病的精神学和意识学，疾病的心理学和伦理学，要为疾病寻得一个形而上学的参照。因为只有当我们拥有了一种疾病的形而上学的尺度时，我们才能真正解释疾病的产生之因，从而找到疾病的医治之道。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认为，人是精神、思想、观念、心理、意识、欲望的存在物（尽管这一点，铁杆的无神唯物论者至死也不会明白）。如果人的生理、肌体、器官是人之精神、意识、心理的载体和媒介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人的病态、病症和病变同样也是人之精神、意识和心理的一种拟相和镜象，是人内态的一种外相。只不过这一内态是通过人的生理、肌体、器官这些载体以形成各种具体的“病变”来表现和传达的。也就是说，在人的生理与心理、疾病与意识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严格的对应与呼应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几乎所有的所谓疾病实际上都是一种思想病、观念病、精神病、意识病和心理病。也就是说，生理、器官之病仅仅是一种外表，而这种外表所象征、所蕴涵、所引申的人内心中的那种冲突、那种矛盾、那种精神变化之自我无法认知与认同的状况才是其实质。所以，与其说是人的身体病了，还不如说是人本身病了。当然，与其说是人病了，还不如说是人的精神、人的意识、人的心理病了。我认为，人的身体是不会病的，病的永远是人的思想。只不过是人利用了他的身体来得病，以达到一种病之外的，或超越于病的，且病者暂时还不自知的目的。尽管疾病是实在的，但疾病的发生却具有极丰富的隐喻与象征意义。

        疾病也许是人试图去解决生活中那种深层次危机的一次绝望的努力，是被逼的出于无奈的最后一招，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也许在病之前有一种被人们称为非病的东西早已就病了，并且病得非常严重，非常泼烦，病得来有足够的能力和能量让其把它表达疾病的“意图”与“愿望”直接或间接地置换到病者身上。在这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病、环境病和历史病，或至少是这种社会病、环境病、历史病的某种投射、显露与证明。就像病症是病人的显示性特征，病人也同样是犯病社会、环境、历史的指代、借体和标识。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是顶人代过、替人受罪、帮人负痛、助人承苦者。尽管他们是被选中者，但病人本身却是无辜的，令人同情的，是值得人们在一种更大的背景中去理解，去认知，并予以接纳的。只不过是病人之外、之前的一些东西选择他们、利用他们来作了某种更大、更重病患的表达。一如疾病的存在是为了说明人的反常状态，病人的存在也同样是为了指称社会失范的事实。无论是病患，还是病人，都是某种儆醒，意在提醒人们：人们生活的社会，乃至更大范围的存在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切不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凡胃病就整“三九胃泰”，凡感冒就服“白加黑”。否则，真的就中了真正病魔的圈套。

        我知道，认为一切疾病都是心理病，这肯定是一种极端的说法。我实际想说的是，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非常重要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原因。我认为，正统医学所认为的诸如细菌、病毒、气候、环境、生活习惯等致病因素必须要与人的精神因素（认知觉悟、思想水准、情感状态）相匹配、相结合，才有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也就是说，任何病征的出现都必须要通过人的精神这道“门阀”，经过人的情感的“特批”、“特许”。否则，任何病都成不了气候，也决不会变成病实。一般说来，既然人们生活在大体相同的环境中（他们接触的致病物质、受制于外部的致病因素大致相同），那就是说他们发病的概率、发病的可能性应该也是大体相同的。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比如“非典”时期，医务人员置身于相同的病室，接触相同的病人，遭遇相同的病毒浓度，但为什么有的人感染了“非典”，而另一些人却相安无事呢？也许有的人会说这是由于不同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同的抵抗力、免疫力所致。但事实上我们往往会发现有这种情况：一些明显身体好、抵抗力强的人感染了，而一些抵抗力明显不那么强的人却没有事。这实际上就说明了，是人不同的精神状况、思想状况和心理状况才最终导致了病的发生还是不发生。起关键作用的是一种内在性与主观性的东西，是人精神性与意识性的东西。

        至于说人们的生活究竟有没有变态（包括不健康和患病的状态），以及变态到何种程度，我们究竟该如何来下这个判断，这就必然涉及到我们用何种标准和参照系来评估的问题。我认为标准有两种，一种相对，另一种绝对。前者是世俗的、国内的、自身反及的、同族人彼此互参的；后者是超然的、世界的、他人映射的、异族人横向比照的。很显然，所用的标准不同，判断的结果天壤之距，云泥有别。我认为，世界上一切恶的东西、丑的东西、病态和变态的东西要在世人的面前彰显凸现出来，使其塞目、刺眼，于心不忍，最重要的，就是要在识别恶、丑、病、变之前，在我们的心中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评价系列。该系列本身应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由表及里的梯度与质差，其尺度由小到大，形成一种渐进提升的次第，最终能够使被评判之物一一入席，对号入座，各得其所，各定其位。如果这一次第没有形成，那一切的评价活动都无法进行，也无法展开。即使进行了，展开了，也会由于评价尺度的扭曲与缺乏而使判断归于无效。

        我坚信人们的生活出现了大病态、大变异，其病态与变异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甚至也超出了常人一般的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我在评判人们的病态事实时，动用的是一种大参照、大尺度和大标准，一种相对于一般人的绝对之相对标准的相对之绝对的标准。也就是前面说的，一种应然的、世界性的、他人映射的、异族人横向比照的标准。具体说来，我用了三套标准，或者说是三种识别体系。它们分别是：（1）人的三性标准（所谓三性指的是人的兽性、人性与神性），（2）人的三商标准（所谓三商是指人的智商、情商和灵商），（3）人的五系标准（所谓五系指的是人的五大关系，即人与自己、人与物、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因为我用的是这样的三套标准，所以在判断人们生活的病变形态时必然就会得出与一般人迥然相异的评价结论。关于这一点，我相信，只要对这三大标准稍有理解的人都会明白。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用的标准不同，所以结论肯定就不大一样。

        为什么有些人的生活那么糟糕，那么病态，甚至糟糕、病态得来天理不容，超乎想象，而他们还懵懵懂懂，浑然不觉，甚至还自得其乐，感觉巨佳呢？晃眼一看，你也许会觉得惊异，不可思议。但在我看来，这不值得咋咋呼呼。因为这种生活，只有动用大标准、大参照时，它才会漏洞百出，丑态尽显。只有当我们启用大尺度时，它的破绽才会被甄别出来，显现出来。有人说，正是那盏大参照的巨型射灯才照出了它本身黑暗与污秽的原形。倘若没有那盏巨灯，没有那束透进来的光亮，请问，你又怎能看得清楚，辨得明白呢？

        我想说明的是，之所以这种生活的大病态、大变异在他们的意识、知觉、判断和评价中不彰不显、不清不白，原因全在于我们动用的全是些绝对之相对的标准与尺度。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只是在用张三李四的所作所为作为判断标准来相互参照，他们只是把周围的人，或以前认识的人作为他们的评判尺度。殊不知他们恰好用了一个最不适合作为尺度的东西来做了评判的参照，因为他们所谓的尺度，恰好就是一个标准的被比之物。以人比人，以物比物，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因为在一个由大集权、大一统绝对主宰的社会，其全部的个体几乎都是这种大集权、大一统暴政淫威的牺牲品，几乎全是些具有大同小异之毛病与过失的副产物。也就是说，在这种一统权力的整体笼罩与“关怀”下，几乎所有的人都禀赋有一种由集权社会所强加的固有特征。这特征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处理，洗刷，漂白，缩窄，扭曲，挤压，摧残，糟蹋，污染，“手术”过，都是些社会变态大环境的必然变态产物。用残缺的碎片作为尺度来对照，那势必就会比出一个同样残缺的碎片结果来。因为全是变态，用变态来比变态，所以，所有的变态就不显得变态了。我认为，只有用极差（极端差别）的序列，才能让变态的事物显露原形，各就其位，各归其所。这就像那些边远的穷困山村，如果不引入沿海、东部、大都市的参数，仅就山村比山村，那山村人自身的生活品质其差别肯定是不大的。同样的道理，如果圈内人只与圈内人比，这又会比出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来呢？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圈内人的精神结构太同质了。不同的仅仅是一些外在性的财经指标，一些之后贴上去的社会标签，比如，物质的多寡，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等。至于精神结构、人格品位、心理取向、思想趣味等方面的差别，我想肯定是大同小异，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待续）